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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一刻，会议开始后一直未有发言的沈义才从位置上起身走到白板前，在短暂地审视过白板上陈列出来林霜柏跟安善的关联、人际关系网以及背景后，他回过身面向众人，道：“在当年，无论是我还是参与调查的大部分刑警，都在林朝一被当场击毙后，认定如果真的还有人协助林朝一做饭，那么嫌疑最大的应该是林顺安，并且因为安善当年也在我们赶到现场时身受重伤，所以我们很快就排除了安善的嫌疑。然而现在，潘时博的出现证明了，我们当年的调查是不全面且存在错误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只把关注点放在林顺安一个人身上。”

自加入协助调查以来，沈义一直在翻阅当年的卷宗，这十几年里，他没有一天能忘记当年的整个办案过程，几乎每天都会控制不住的债脑海中复盘，不断去回想，自己到底遗漏了什么细节，整个案件的调查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出现方向性错误。

实际上，当他从夏蓉蓉的牺牲这件事抽离出来，并试图以更为客观的角度去回忆整个案件的发展，每一次尸体的发现以及被害者的身份，安善和林顺安的被绑架顺序，林朝一的整个犯罪过程再到最后面对警察时的反应，他必须承认，撇开当年尚未有如今这般发展进步迅速的科技调查手段，他以及整个支队在后期的调查中，都不可避免的因为媒体的报导、舆论所带来的压力、公众因凶案不断出现新的死者可警方却迟迟未能抓到凶手而产生的恐慌不满还有质疑等现实问题，而出现不够冷静失去准确判断力等问题。

夏蓉蓉是他们当时整个支队里最沉得住气的刑警，也正因此，她才能发现林朝一的踪迹并跟踪过去，尽管这也导致她最后的牺牲，可必须要承认的是，夏蓉蓉当时对林朝一的判断是正确的，林朝一并不是完全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杀人犯，他只是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生病状态下还受人利用怂恿，进而一再犯罪并将杀人行为手段一步步进化，可如果从犯人性质来看，真正在这个案件中进化的，其实不是林朝一，而是利用林朝一持续进行凶残人体实验和虐杀行为饿操纵犯。

然而很可惜的是，夏蓉蓉的意见在当时一定程度上由于她是女刑警的关系，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哪怕是沈义这个支队大队长，也有作为一个男人和队长的傲慢，并未完全采纳夏蓉蓉的观点和建议。尽管他也认为犯人不止林朝一一人，可他当时的看法，还是更多偏向于林朝一是绝对主犯，共犯只是帮凶。甚至，在夏蓉蓉牺牲，案件被迫以林朝一被当场击毙这一客观结果闭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沈义也还是认为，帮凶最多只是提供了杀人方式。

拿起一支笔，沈义在白板上写下“林顺安”、“安善”、“潘时博”、“林朝一”以及“经济犯罪案”，并在连线后分别又在“林顺安”和“安善”之间写上“挚友？”和“幸存者”，“林朝一”与“潘时博”跟“经济犯罪案”的连线上则写上“受害者”，但同时又在“林朝一”和“潘时博”之间写上了“帮凶/操纵”，而“林朝一”跟“安善”之间的连线却是“受害者/帮凶”。

沈义面向众人，道：“因为家庭对于林朝一有着极特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林朝一绑架林顺安的原因是因为想见儿子，跟儿子好好说几句话，而从来都不是将儿子拖下水让他成为跟自己一样的罪犯，所以在最后，林朝一不惜以亲手刺伤林顺安的方式，努力为林顺安洗清是自己帮凶的嫌疑。只是当年和现在，我们似乎都忽略了，谁都没有规定，帮凶只能是一个人，潘时博可以是幕后策划参与犯，安善也可以是生命受到胁迫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受害者帮凶。”

太过专注看眼前的事物，就会忽略周遭的一切。

如果从一开始就带着成见去调查，那么得出来的结果，真的公平公正吗？会不会其实在调查过程中已经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

“通缉犯有两个，一个潘时博，一个林顺安，我曾经怀疑潘时博是否在逃跑后已经遇害，但在确认了安装窃听器的人是安善后，我有了一个新的推测。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林顺安是杀害安善的凶手，是不是也能推定潘时博也有可能是杀害安善的凶手？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未找到潘时博的踪迹。如果说安善对于潘时博来说有任何特殊性，那么安善作为真正的富商之子，是潘时博当年想要杀害的对象之一，在十一年后达成当年没能达成的目的，并且还能顺势将这个罪名嫁祸到林顺安身上，一石二鸟。”沈义在白板上画出一条新的连线，将“安善”和“潘时博”；连接起来并写上“胁迫/利用”，“潘时博是当年凶杀案的幕后策划者，如果安善真的是帮凶为林朝一提供了杀人手法，那么潘时博必然也知道这个真相，也就不难解释安善在大队长和林顺安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的行为，或许潘时博就是以当年安善曾是帮凶这件事来威胁安善，让安善不得不帮助他，为他提供刑侦调查案件的进度、任务安排以及队里的情况。”